唐密信仰与变相的范式：辽代铜鎏金炽盛光佛 密宗佛教[1]，至少在7世纪以前，在印度即已形成系统的教理。[2] 密宗佛教采用与继承了许多中观与唯识的教理，在基础教理上，密宗与大乘佛教是一样的。可以说，密宗是成立在大乘佛教的基础教理之上的上层结构。[3] 尽管密宗在8世纪时，才正式传入大唐，但在此前，已有潜在的密宗。被认为是创建大同石窟的僧人昙曜，与印度僧人合作，在公元462年翻译了《大吉义神咒经》，描述了制坛的方法，佛像在其中以圆形环列。此坛被认为，正是曼荼罗的雏形。[4] 从唐代早期开始，大唐的僧人开始翻译密宗学说经典。玄奘在《大唐西哉记》中记载，当时北印度，密宗盛行。稍后的义净，也曾在那烂陀，屡入坛场。[5]在义净的译经中，就有《大孔雀咒王经》及其有关制造坛城和绘制佛像的方法的附录。[6] 大唐僧人前往印度研习密宗学说，而印度亦有僧人来华，传播密宗经典。最为著名的则有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以后，在8、9世纪间，密宗开始在大唐流行，尤其是在上层，法门寺地宫的曼荼罗现象，就是其间的发展结果。此后数百年间，密宗不断产生影响，以至于当日本僧人成寻，他在1073年访问神宗宫殿时，发现许多只能是属于密宗的神像。[7] 成寻来访其间，正是辽国强盛时期。彼时，辽代诸帝对佛教大力提倡和扶植，佛像亦盛极一时。[8]辽代的佛造像，其造型既有对唐的继承，同时也受宋的影响，而自身亦多有创新。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融于佛教文化、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等于一体的辽代佛像。[9] 密宗对辽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产生着广泛的深刻影响。[10] 在密宗信仰体系下，密宗相关的佛像题材也在逐渐产生。密宗的修法，既有陀罗尼的总持，有印契与身密的修习，有发达的仪轨，同时，还在消灾祈福的祈祷之间。 炽盛光佛，是释迦牟尼的教令轮身。依密教相传，此尊系释尊为教化众生所现的忿怒相。由于自身体毛孔发出炽盛之光明，故有此名。炽盛光佛陀罗尼是以“消除一切灾难”的用途出现的。[11] 炽盛光佛又称炽盛光如来、摄一切佛顶轮王。依佛经仪轨，佛因由毛孔流出炽盛光焰，故有此称。炽盛光力可教令折服日、月、星宿等诸天神祇，是天变地异之际的修法本尊。炽盛光佛信仰的流行，开端于唐，大盛于辽、宋，流风所及至夏、元、明。[12] 盛唐以后，炽盛佛信仰的崇拜盛行，其形象多见于壁画。[13] 自唐代吴道子始，作炽盛光佛变相图而见于画史著录的画家作品，有卷轴、也有壁画。[14] 斯坦因也曾在敦煌藏经洞有所得，即《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绢画题记为：炽盛光佛并五星，神乾宁四年（897）正月八日。[15] 炽盛光佛的信受奉行原由，除了他能攘除灾害的根本外；还有就是，此佛在唐密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中，属最胜佛顶。依佛经仪轨，炽盛光即为依据佛经而做的变相。可以说，关于炽盛光佛的图像，正是研究唐密的重要资料。[16] 本尊炽盛光佛，呈现端正高雅的辽代审美风格。辽代佛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都极具特色，因其卓越的美学风格，受到世界范围的追爱。此像容貌圣美，天眉似弯月，双目微开；比例完美，线条简洁而流畅；身躯刻画优雅，莲座独特而从容，是一件稀少而宝贵的辽代遗物。其金色依昔，慈容满面；衣饰繁缛，雍容华贵，极富华美质感，呈现着夺人光彩。 如是，这尊炽盛光像，不仅是一件难得的经典辽佛作品；以主题而言，也是佛教美术中至为珍稀的形象。佛像由炽盛光佛本尊的图像演化，形象一如唐代，可谓是唐密信仰与变相的范式。 更重要的是，炽盛光佛形象自唐代兴盛，以消灾吉祥的信仰为中心，是盛唐以来密教发展中的重要变相。本件炽盛光佛像，是壁画、绘画等形式以外，几乎是惟一保存完好的雕塑实物；是这段信仰与佛教美术演化中，举足轻重的见证。 注释： [1] 这里的密宗佛教，即密教的意思。见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26页。 [2] 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导论，第3页。 [3]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51页。 [4] 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导论，第5页。 [5]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52页。 [6] 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导论，第7页。 [7] 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导论，第8页。 [8] 野上俊静：《辽朝与佛教》，《佛学研究》，2011年。 [9] 许晓东：《佛教对辽代工艺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10] 王冬冬：《略议密宗对辽塔佛教艺术的影响》，《辽金历史与考古》，2011年。尤李：《辽代佛教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 [11] 李辉：《汉译佛经中的宿曜术研究》，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84页。 [12] 孟嗣徽：《炽盛光佛信仰与变相》，《紫禁城》，1998年第2期。 [13]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14] 孟嗣微：《炽盛光佛信仰与变相》，《紫禁城》，1998年第2期。 [15]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敦煌绘画，立轴，绢本设色，80.4 x 55.4 cm，编号Ch.liv.007。 [16] 关于炽盛光佛的讨论，冯鹏生、孟嗣徽、赖天兵、萨莫秀克、谢继胜、韦兵、王卫明等多位学者曾有过出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