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件拍品附上海捍真热释光报告及著名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鉴赏手书 景德镇窑之釉里红玉壶瓶 该瓶颈长，腹部下垂，丰满而又清雅，具元代特征，较明清同类瓷器秀美。瓶挂青白釉，腹部挂釉里红，红色鲜艳，有如红宝石，釉里红下刻花鸟纹，与英国大卫基金会收藏的一件元釉里红装饰风格完全相同，为元朝优秀作品。 刘新园 二○○八·三·十五 刘新园（1937-2013），我国著名古陶瓷鉴赏家、原景德镇文物考古所所长，以及上海复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7年由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1983年先后应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单位之邀，作专题学术讲座数十次。主要著作有《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和元官窑以及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研究专著。八九十年代曾任香港苏富比、香港佳士得瓷器顾问。 《尚书•洪范•五行传》云：“赤者，火色也”。红色，是华夏民族典制服章中的五正色之一，也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吉祥色。 陶瓷烧制中对红色的追求，包含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学含义，而古人在这条求索之路上，却走得十分艰辛——不同与青、赭、黑、绿、黄等诸釉色生成条件之宽容，红色的发色条件苛刻，需以铜为呈色剂在千度以上的高温中烧制，方能产出真正意义上的正红，很难偶得。 虽然唐代的长沙窑已出现采用铜红烧造的瓷器，但直至元代，铜红釉的烧制才趋于成熟。釉里红，就是元代制瓷中心景德镇窑在青花基础上，受长沙窑和钧窑影响而创造的新品种，也是后世各类高温铜红釉的鼻祖。其制作过程是以氧化铜红料在素胎上绘出纹样，敷施透明釉，再在1350℃左右的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属于釉下彩。 结合1974年江西丰城凌氏墓、1977年在韩国新安元代沉船、1980年江西高安县元窖藏等考古资料来看，元代釉里红器多为品级高级的供器、陈设器，见有玉壶春瓶、高足杯、匜等立件。纹饰则多为龙、凤、螭龙、仙鹤等代表品阶的灵兽纹，以及大雁、兔、缠枝花卉等符合蒙古贵族审美的纹样，并且使用堆贴、模印、刻划等技法。 据《论瓷》记载：“元代瓷器，不过蓝、月二色者多，有红釉色少见”。元代釉里红在明代已被视作是十分贵重的古器。资料显示，明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烧造的成功率仅5%，而元代产品较之更为稀缺。由于早期技术尚不成熟，加之铜红釉对温度及窑内气氛十分敏感，底釉成份、元素配比、窑内温度及位置对成品都有影响。故而呈色极不稳定，常有飞散出边现象。一般烧成色泽或极淡呈粉红，或暗红乃至黑褐与赭色，抑或泛灰，且容易晕散，致使纹饰漫漶不清。这也是元代釉里红的重要特征。烧成难度大，废品率高，故同时期的釉里红数量远少于青花，而其中能达到纯红的，更是十不得一。 此件拍品，即是一件发色妍丽的釉里玉壶春瓶，极为珍罕。其敞口、细颈、垂腹、的造型，于宋金基础之上化裁而成。去前朝丰腴之态，益见秀美挺拔之姿。圈足露胎，胎体坚致灰白，微泛火石红色。通体施青白透明釉，积釉处显湖水绿，釉质滋润，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瓶外壁三层纹饰，在颈部为蕉叶，在腹部为芦雁，在足上为变体莲瓣。其刻划娴熟，线条畅达。随形就势，与器型相得益彰。腹部暗刻的芦雁纹，以宝石般的釉里红为地，形成红地白花的明艳艺术效果。 元代釉里红瓷器上常见的装饰工艺，主要可分为三种： 一为涂绘，即以铜红料成片、成块地点涂，在器身上形成抽象自然的色块，是釉里红最为原始的装饰手法。 二为拔白，即在素胎上先刻划花纹，或预留出纹饰的位置，再用铜红料涂抹其周围空白区域，以此反衬出纹饰效果。目前所知元代墓葬中出土的典型器，均以釉里红拔白器为主。可参见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所藏元代釉里红器、保定地区的元代大贵族张氏家族窖藏，以及安徽农学院明都督府佥事王氏墓葬中出土的釉里红器物。 三为线绘，即在瓷胎上以线条直接描绘图案。由于晚期对铜红料呈色的把握有所提升，开始使用线绘。 此件玉壶春瓶即采用拔白的手法，属于元代釉里红的成熟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已知的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全世界仅30件左右，且多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其中与此瓶最为类似的一件，当属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收藏。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釉里红刻花兔纹玉壶春瓶、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亦用拔白，可资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本拍品为目前已知的所有元代釉里红拔白玉壶春瓶中，唯一一件在颈部、足上使用刻花技艺的作品，可谓举世无双，深具研究价值。 参考：元代 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 参考：元代 釉里红刻花兔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参考：元代 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