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雅静研究员 唐卡是藏传佛教中轴装佛画的统称，也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唐卡多见布面设色，也有刺绣、木版印刷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种轴装的绘画可大可小，便于携带，在佛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佛教徒将尊神或上师等形象绘制在唐卡上，用于礼拜、修行或庄严佛堂等。传统绘画唐卡使用厚重的矿物颜料制作而成，过程繁琐，工艺精妙，但反复悬挂卷起易造成颜料剥落，因此唐卡的保存着实不易，早期的唐卡流传至今更是珍贵。这件唐卡便是一件制作年代早，色彩华丽，绘制精美，保存完好的佳作。其风格明显受到尼泊尔绘画艺术的影响，同时兼具西藏绘画的特征，这种绘画样貌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过程。 伴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唐卡在雪域高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吐蕃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西藏，藏传佛教艺术也开始了积极向周边地区学习并最终形成自我独特风格的艺术发展之路。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一直是佛教文化的正统，也是佛教徒憧憬和仰慕的圣地，因此印度波罗时期的绘画风格是西藏早期绘画重要的模拟和学习对象。西藏早期的唐卡被认为与阿底峡和噶当派有关，据说阿底峡在西藏中部的时候（1045-1054），曾经从印度超戒寺订制了几幅绘画作品，虽然无法得知这些作品的原貌，但其具有东印度风格是毋庸置疑的。藏传佛教后弘初期，随着西藏重建佛教实践之风潮，许多西藏僧侣前往印度求取真经，也不乏印度的佛教高僧赴西藏弘扬佛法。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大量的佛教美术作品。 但是这种情况在13世纪之后逐渐发生变化，随着印度佛教的衰微，尼泊尔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向外借鉴的主要来源。尼泊尔艺术在西藏逐渐蔓延，波罗风格在藏地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尼泊尔的艺术实践者以尼瓦尔族为主，尼瓦尔人中多出能工巧匠，擅长塑绘，他们和藏族之间的文化纽带可以追溯到藏传佛教初传时期。拉萨大昭寺的早期建筑装饰现存最早为公元7世纪，即反映了当时的尼瓦尔风格。尼泊尔的铜像制作历史悠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尼泊尔出产“赤铜”。最晚从7世纪开始，尼泊尔就是重要的铸造中心。印度佛教的衰亡，使得许多印度佛教徒逃亡到尼泊尔，给尼泊尔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失去了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尼泊尔在佛教发展上变得孤立，随之也形成了独有的尼泊尔特色。1260年，以阿尼哥为首的八十位尼泊尔工匠到萨迦寺建造金塔供奉萨迦班智达，尼泊尔对西藏佛教艺术的影响也在此时达到巅峰。尼瓦尔人在佛教艺术上的高超造诣名扬四海，甚至波及到当时作为元大都的北京，以阿尼哥为首的尼泊尔艺术家团队在萨迦寺完成金塔的建造之后，又被请到元大都建寺造像，培养弟子。 尼瓦尔艺术家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构图自由，装饰性极强，具有图案化的效果，各种卷草纹样在尼瓦尔艺术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他们喜欢用大量红色和蓝色，并用黑色线条勾勒主体和装饰物的轮廓。尼瓦尔绘画中有许多弧形线条和圆的造型，人物脸型偏圆，额头宽大，脸部比例接近儿童。背光经常使用异常复杂的图案，涡卷形的卷草纹和摩羯鱼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旋转扭曲的装饰，加上顶端的金翅鸟以及那伽，构成具有尼泊尔特色的背光纹样。总之，尼泊尔元素包含着华丽的细节，富有活力的构图，温暖丰富的色彩，以及活泼变化的装饰。尼瓦尔的艺术家，以高超的技艺和强大的适应能力，创造出极具生命力的形象，在藏传佛教美学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西藏绘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西藏的佛教艺术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终于在14至15世纪，形成了既有尼泊尔特点，又有西藏本土特征的艺术风格。 这件唐卡具有典型的尼泊尔风格，是西藏唐卡受到尼泊尔艺术影响之后呈现的艺术面貌。画面构图简洁，以对称的布局绘制了一佛二菩萨和四位祖师像。在构图上，主尊释迦牟尼佛及其台座和光背占据了画面绝大部分空间，其余人物与尊神罗列左右，人物与背景之间并无交集，图案化的处理手法，是早期唐卡的特点之一。 释迦牟尼佛面庞宽圆，眉毛细弯高挑，豆荚状的双目低垂，俯视众生，小巧的口鼻刻画精练，下唇涂红，微微上弯的嘴角透出佛陀内心的宁静与喜悦。佛陀黑色的头发边缘绘制了点状凸起，表现他细密的螺发，高高的肉髻之上装饰宝珠状的顶严，两鬓的圆形花朵是尼泊尔佛像当中常有的装饰。佛陀身着袒右肩式的红色田字袈裟，边缘辅以蓝色，简洁明快。袈裟紧贴佛陀身体，并没有装饰性的稠密衣褶和其他服饰，只在左肩从后侧覆搭扇形的袈裟一缕，重叠的衣褶边缘似起伏的波浪，白色细线勾勒边缘，轻盈灵动。释迦牟尼佛左手禅定印置于腹前，右手手心向外举于胸前施与愿印，手心与脚心涂红，坐在宽大的莲座上。莲花的双重莲瓣里外色彩不一，内层沿边缘用淡色稍稍晕染，莲花瓣圆鼓似微微膨出，简洁的渲染呈现出微妙的立体感，既华丽丰富又避免先声夺人。莲花下方承接方台座，台座上有两只雪狮相背伏卧，正中覆搭从莲台下伸出的双层帷幔状装饰，上层具有绒毯般的质感，织物上整齐排列着蓝色与红色的小花，下层多褶的织物丝绸一般垂挂，精致华丽。佛陀椅背上以六拏具装饰，头两侧的摩羯鱼，尾巴盘绕呈涡卷状，形似春天的蕨类植物，极富装饰性和生命力，也是尼泊尔佛教绘画中最常出现的装饰题材之一。 佛陀两侧各有一位身形旖旎的立姿菩萨，体态健硕丰盈，两位菩萨的饰物与服饰相似，头戴五叶宝冠，黑色的高发髻耸立头顶，着颈饰、璎珞、臂钏、腕钏等饰物，下着及膝的纱裙，腰部束有宽大的彩带，垂至腿前及体侧。画面左侧的黄色身菩萨，持优钵罗花，应是文殊菩萨，画面右侧的红色身菩萨，手持白莲花，应为观音菩萨。二菩萨面朝主尊，一手垂下，另一手置于胸前，颈肩和腰部向不同方向稍稍扭动，形成S形的曼妙姿态。 画面顶端两侧各有两位高僧，均着袒右肩式袈裟，坐姿与手的姿态各不相同，均面朝佛陀，似在认真聆听佛陀教诲。唐卡深蓝色的背景上点缀散落的小花，是印度波罗时期以来常用的装饰手法。 唐卡背面绘制了精美的藏式佛塔白描，顶有日月与相轮，其下为覆钵状的塔瓶，塔瓶上绘制了佛眼，这也是尼泊尔佛塔上常见的装饰方式。塔瓶之下为台阶状塔身，最下方是台座与覆莲瓣。这幅唐卡的偈颂和祈愿文书写在这座佛塔上，字迹图案完整清晰，应是唐卡开光之时所作。塔瓶上的佛眼，在白毫的位置写有“唵”字，其下塔瓶与塔身的连接处写有“阿”字，阶梯状的塔身上书写了缘起偈和祈愿文，下方宽而高的部分写有“唵阿吽梭哈”。藏文内容逐行录入如下： ཨོཾ ཨ ན་མོ་ཨིན་དྲའ་ཀེ་ཏུ་མ་ན་ཡཱེ་ ཨོཾ་ཡེ་དྷརྨ་ཧེ་དུ་（ཧཱུཾ ）པྲ་བྷ་བཱ་ཧེ་དུན་ཏེ་ ཥར་ཏ་ཐཱ་གྷ་ཏོ་（ཧཱུཾ ） ཨ་བྷ་དད་ཏེ་ ཏེ་དཱར་ཉྩ་ཡོ་ནི་རོ་དྷ་ཨཱེ་བཾ་ ཝཾ་ཝཱ་ཏི་མ་ཧཱ་ཤྲ་མ་ཎ་ཡེ་སྭ་ཧཱ།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སྡིག་གྲིབ་བྱིངས་ཤིང་དག་ནས།། བླ་མྱེད་བྱང་ཆུབ་མྱུར་ཐོབ་ཤོག ། ཨོཾ་ཨཱཿ （བྱིད）ཧཱུཾ་སྭ་ཧཱ། 译文： 唵 阿 南无帝幢（如来？） 诸法从缘起（吽） 如来说是因（吽） 彼法因缘尽 是大沙门说 愿众生之业障皆除，速证无上菩提！ 唵阿（所作）吽梭哈 佛塔象征着佛的法身，唵阿吽为三个种字，在佛教中具有甚深的含义，代表诸佛的身、语、意，在唐卡中常用来为佛像开光，以唵字安顶上，以阿字安口上，以吽字安心上，象征诸尊具有佛陀的身语意三密，诸相圆满。“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此四句为缘起偈，也称法身偈，是佛教中说苦、集、灭三谛之偈文，显示了作为佛法之核心的缘起思想，象征佛陀之法身。在印度，此偈常用来安置于塔或佛像之内，或是刻在佛像台座和光背处。这些种字、偈颂与祈愿写在唐卡背面，是唐卡开光之时所作，表明已迎请佛陀的化身与智慧安住此唐卡之中。 这件唐卡作品虽然尺幅不大，但是勾勒和晕染十分考究。刻画五官的线条极其简约疏朗，柔美而有力度，充满弹性和张力的线条，通过微妙的起伏变化，呈现出佛陀慈悲静谧的表情和寂静内省的内在气质。尼泊尔的佛像有着宽阔的额头，五官集中于面部中下，类似孩童的面庞比例，而印度波罗时期的佛菩萨像与尼泊尔截然不同，五官在面部占据较大比例，额头较窄，眉眼大而高挑，锐利的嘴角和眼角在视觉上增加了五官的宽度。西藏14世纪前后的唐卡，融合了尼泊尔和印度的画法，虽然额头宽大，但不似尼泊尔孩童化的比例，也不像波罗艺术中夸张的五官。正如这幅唐卡所示，佛陀面部有着均衡的比例，较多的留白与尼泊尔绘画类似，突出了人物温和与宽厚的表情。人物面部使用细而淡的线条勾勒，简洁明了，疏朗有致。而佛陀袈裟上的田字格，则使用深红色线条勾勒边缘，又以白色细线提亮，巧妙表现出袈裟上布条的厚重感和立体感。宝座上的摩羯鱼、卷草等饰物则使用了较为随意的黑色细线，刻画出繁复华丽的装饰图案。画家运用粗大的黑色线条隔开前景人物与背景，例如佛陀座椅靠背周围，两侧菩萨头光周边，均勾勒了粗黑的线条，在视觉上增加了画面景深，使图案化描绘更具丰富的层次，虽然多使用平涂的手法，却能够使背景与人物拉开层次，呈现疏朗透气的效果。 在色彩和画面布局上，人物与装饰均采用大色块来填充，以大片的红色和蓝色为主色调，沉静典雅，辅以小面积的黄色、深绿等色彩，与同时期尼泊尔唐卡中的设色有类似之处，但画面装饰占据的面积明显减少，比起活波华丽的尼泊尔绘画来说多了一些宁静稳重。袈裟、莲瓣等细节刻画精妙而不突兀，远观具有整体感，近看不失丰富的层次。 类似风格的唐卡作品，见于国内外博物馆，例如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无量寿佛（附图），是典型的尼泊尔风格唐卡，大致绘制于13世纪前后。关于他的制作地，学者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制作于卫藏地区，也有人认为此乃尼泊尔的作品。无论这幅画作出自何方画家之手，浓重的尼泊尔风格是毋庸置疑的。比起波士顿的藏品，这件释迦牟尼佛唐卡的画面内容要简约很多，但二者也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的构图类似，主尊及其宝座占据绝大部分画幅，两侧菩萨均位于主尊等高的莲座上，只是身形小了许多。在设色和装饰题材方面，二者也有诸多相似点，比如二者较多使用平涂，晕染浅淡，丰富了画面层次，而不着意表现人物和物体的立体感。再例如，两幅画作的主体均使用大面积红色，并以洒满小花的深蓝色背景来衬托。佛陀身后的宝座上都饰有六拏具，摩羯鱼尾巴呈现极富装饰性的黄色涡卷纹，光背顶端为金翅鸟和那伽。莲座上的双重莲瓣内外颜色不同，边缘微微晕染，手法同样类似。就连方形台座正中覆搭的帷幔都异常相像，下层为多褶皱的织物，上层暖色的织物上装饰小的花朵，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虽然画工有精粗之分，画面有繁简之异，但二者在风格上具有的相似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幅释迦牟尼佛唐卡以简洁的线条和朴素的着色，绘制了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观音两位大菩萨，表现了佛教的根本上师，以及慈悲与智慧的化身。画面以红色和蓝色色调为主，多使用平涂，辅以浅淡的晕染，并善于用线表现画面细节，甚至巧妙塑造了袈裟的立体感。从风格特征来看，具有强烈的尼泊尔风格，但人物的面部比例以及背景中缩小的装饰面积依然透露出西藏独具特色的审美，是14世纪前后西藏绘画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自身特点的一个实例。唐卡背面完好保留着开光之时绘制的佛塔以及法身偈和祈愿文。综合上述内容可知，这幅唐卡是一件制作年代早，绘制精美，保存状态良好的早期唐卡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