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辅教•并蒂莲开 ——清代达擦济咙活佛唐卡评析 撰文：云南大学考古中心 客座教授 郝文鑫 གཟིམ་ཆུང་བདེ་བ་ཅན་ལ་གཟིགས། ལྷ་སའི་ཀུན་བདེ་གླིང་ལ་གཟིགས། དཔའ་ཤོད་རྗེ་དྲུང་བླ་མ། རྟ་ཚག་རྒྱལ་ཚབ་ཡིན་ནོ། 观看具乐之寝宫 观看拉萨功德林 八宿济咙喇嘛 是为达擦摄政 （拉萨民谣） 本幅唐卡的主尊为阿旺曲吉旺修（ངག་དབང་ཆོས་ཀྱི་དབང་ཕྱུག།），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达擦济咙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五世。历世达擦济咙活佛唐卡是一个系列，目前大部分画作保存于纽约鲁宾（Rubin）博物馆，而本幅唐卡是该系列画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幅。济咙呼图克图，也称巴索活佛、达擦活佛、达擦呼图克图、达擦济咙呼图克图、功德林呼图克图等，是西藏地区一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是格鲁派中起源最早、也是与清代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历史上达擦济咙呼图克图曾经两次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也是清代驻京四大（或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因为一世达擦•巴索却吉坚赞（བ་སོ་ཆོས་ཀྱི་རྒྱལ་མཚན；1402-1473）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住过后藏伦地巴索地方，故得名巴索•却吉坚赞。由于曾任第六任甘丹赤巴，故其圆寂后得以转世，被称为巴索活佛，并沿用至第四世。以后第四世巴索•拉旺曲吉坚参（ལྷ་དབང་ཆོས་ཀྱི་རྒྱལ་མཚན་；1537-1603）任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二任法台后，其晚年住在洛隆宗康沙村达擦伦珠德寺悟禅静修而得名“达擦”，此后巴索活佛又被称作“达擦活佛”。所谓“济咙”也作“济隆”、“吉仲”、“济仲”、“杰仲”等，据说此称为宗喀巴大师所起，是藏语对西藏大贵族子弟出家后的尊称，可以理解为“尊前“、“阁下”等。因六世达擦济咙•阿旺官却尼玛(ངག་དབང་དཀོན་མཆོག་ཉི་མ་；1653-1705)与五世达赖喇嘛有师徒关系而称其为“济咙”，这就是其后历辈达擦活佛冠以“济咙”的由来。七世达擦济咙•洛桑贝丹坚赞(བློ་བཟང་དཔལ་རྒྱན་；1708-1759)被清政府封赐为“呼图克图”，同时他曾任雍和宫堪布，奉旨驻京供职，此后正式成为驻京呼图克图。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名将福康安、海兰察等人的捐赠下，八世达擦济咙•洛桑益西丹贝贡布（ཡེ་ཤེས་བསྟན་པའི་མགོན་པོ་；1760-1810）在拉萨西郊建成其驻锡地，御赐“卫藏永安寺”之名，藏语称“功德林”，因此，济咙呼图克图又称“功德林呼图克图“或“功德林达擦呼图克图”。 五世济咙•阿旺曲吉旺修(ངག་དབང་ཆོས་ཀྱི་དབང་ཕྱུག། 1606-1652），即本幅唐卡的主尊。出生于卫堆奔珠宗（སྤུན་དྲུག་རྫོང་།）地方，是四世班禅仁波切的亲传弟子，26岁时在拉萨传召法会上一举成名。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将昌都南部的八宿寺及其属寺、属民拨给济咙活佛管辖，从此八宿寺成为济咙活佛的本寺，济咙活佛也成为管辖一片地区的兼有政教权力的大活佛。 唐卡中阿旺曲吉旺修尊者位居画面的左侧（观者视角），他身穿僧衣，头戴遮阳帽，右手持笔，右腿上抬，左手拿卷纸，眼神宁静，专注于写作。纸面上有他刚刚书写的藏文： ན་མོ་གུ་རུ། ཁ་ཙམ་དུ་མིན་པའི་དད་གུས་ཀྱིས། སངས་རྒྱས་དང་མཉམ་པའི་བླ་མ་ལ། བྱང་ཆུབ་ཀྱི་བར་དུ་སྐྱབས་བཅའ། གནས་སྐབས་དང་གཏན་གྱི་དགེ་ལེགས་ཞུ། 南无咕噜 非口头许以信敬， 等同佛陀之上师， 乃至菩提诚皈依， 祈暂时永久善妙。 很显然这是一首上师赞颂文。礼赞的对象从广义上讲是佛教一切具德善知识，狭义则是阿旺曲吉旺修尊者的根本上师四世班禅仁波切罗桑却吉坚赞。唐卡中他居于画面的左上方，阿旺曲吉旺修的头顶。这里的四世班禅是常见的形象，中年少须，面前陈列着钵盂和净瓶。阿旺曲吉旺修尊者座前是他的两位弟子，年轻的比丘手执经卷，平视阿旺曲吉旺修上师。年长的比丘向上仰望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手捧一幅唐卡，唐卡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佛，本师下方是还未完成的金刚手菩萨。以上场景，从阿旺曲吉旺修头顶的根本上师四世班禅，自己书写赞颂上师的经文，面前弟子手中绘有佛陀形象的唐卡，还有两位弟子一老一少的配置，都在突出藏传佛教“视师如佛”的理念。阿旺曲吉旺修尊者即是弟子心目中的佛陀，唐卡中的本师即是阿旺曲吉旺修尊者自己，年长的弟子类比与伽叶，年轻的弟子等同于阿难。同时上师四世班禅又是阿旺曲吉旺修尊者心中的佛陀。年长弟子手中的唐卡既是奉献给恩师阿旺曲吉旺修，又通过目光的仰视同时奉献给四世班禅。看似一个简单人物的目光仰角，其要表达的意义却环环相扣，突出了画家在构图之际的独具匠心。品味其中的微妙之处，正是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所在。 阿旺曲吉旺修尊者的下方是护法神吉祥天母。她乱发飘飞，身色黑蓝，面容狰狞恐怖。左手向下捉持骷髅，右手上扬高举三叉戟，坐下棕黄色的母骡，以蟒蛇为辔，人皮为鞍，奋力腾跃于沸腾的血海之上，四周笼罩着红黑色的浓烈火云。这些极具动感的描绘手法与静谧端坐的上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吉祥天母是格鲁派的重要护法神，在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时期对吉祥天母的崇拜被推到了极致，所以绘画在这里也呼应了阿旺曲吉旺修尊者头顶的四世班禅。吉祥天母的对面，唐卡的右下方有三只羚羊，或低头，或平视，或仰望。羚羊皮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代表性装饰，“三”代表了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这三种不同的视角有“普度众生”之意。藏族传统社会认为雪域是观世音菩萨的应化之地，所以这里的羚羊与对面的吉祥天母一样都起到了烘托渲染佛教思想和本土文化的作用。 唐卡的中间偏右绘画了山石之中的几座寺院，依据藏文分别是奔珠宗（སྤུན་དྲུག་རྫོང་།），喀迦寺（མཁར་སྐྱ་ཆོས་ས），奔珠宗是阿旺曲吉旺修尊者的出生地（1606），喀迦寺（现属于墨竹工卡）是他一生中主要活动的地方。唐卡的右上方是大轮金刚手，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无上部五大本尊（怖畏、密集、胜乐、时轮、大轮金刚手）之一。按照藏传佛教唐卡的绘画传统，这里的大轮金刚手应该是阿旺曲吉旺修尊者自己密修的本尊。前述年长比丘手中的唐卡，主尊释迦牟尼佛的下方有一未完成的金刚手形象也呼应了此处。 关于本幅唐卡的作者，海内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出自嘎斯画家（ག་ཟི་ལྷ་བཟོ་卡兹拉索）之手。这一画派起源于西藏昌都察隅县境内，有文献证明“嘎斯画家”在1789年曾伴随达擦活佛进京并随驾回到了拉萨，整套《达擦活佛世系图》便是由“嘎斯画家”及其团体献给第八世达擦活佛的画作。创作时间大概在1794年左右。唐卡的整体布局明显受到汉地绘画的影响。在敦煌壁画、永乐时期的罗汉画中都可以看到如出一辙的构图，除了一些细节描绘带有藏传佛教的特色，整体堪称毫无二致。汉地绘画中的山石草木都有自己的寓意，可以说一片禅风古韵尽在其中。而历经上千年的交融并汇，这些艺术元素也被完美嵌入到藏传佛教绘画中并绽放了奇异的光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出现的著名唐卡艺术家如嘎斯画派、郎卡杰画派、八蚌司徒画派都善于从汉地绘画中汲取元素和养分，并最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由于明显的文化差异，西方人在观赏汉藏风格的唐卡作品时往往难以领略其中的神妙意趣，所做出的的价值评估有所偏颇，这是我们需要清醒认知并加以改正的关键之处。 本幅唐卡的背面有两个手印，并都有金字题记和盖章。上部的手印为淡黄色，题记为“贡萨嘉旺强白嘉措无误手迹(གོང་ས་རྒྱལ་དབངའཇམ་དཔལ་རྒྱ་མཚོའི་ཕྱག་རྗེས་འཁྲུལ་མེད།)”。下部的手印为鲜红色，题记为“达擦诺门罕萨玛德巴杰无误手迹（རྟ་ཚག་ནོ་མིན་ཧན་ས་མ་ཏི་པཀྴིའི་ཕྱག་རྗེས་འཁྲུལ་མེད）”。即上部的手印和盖章来自八世达赖强白嘉措（1758-1804），下部的手印和盖章来自八世达擦济咙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1760-1810）。 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八世达擦济咙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两位政治领袖同时在一幅唐卡上加盖自己的手印并盖章，类似情形极为罕见，至今我们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历史博物馆等处并未发现同样的唐卡。探寻其中的原因，要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乾隆皇帝“十全武功”收官之作的廓尔喀战争、达擦济咙活佛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谈起。 第一，奉乾隆皇帝之命，达擦济咙活佛出任西藏地方政府之“摄政”。公元1791年三月二十七日，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诺门罕阿旺次程因病在布达拉宫圆寂。这时西藏与廓尔喀的第一次战争结束，内外形势极不稳定。乾隆帝遂委派八世达擦活佛洛桑益西丹贝贡布协助达赖喇嘛摄政。 第二，达擦济咙活佛积极协助福康安、八世达赖等军政领袖共同对敌。公元1791年六月二十二日，廓尔喀人突然袭击后藏我军驻地，之后闯入扎什伦布寺，掠走了各种金银珠宝和锦缎等，毁劫佛像、佛经、佛塔，盗窃璎珞等，肆意践踏，对后藏地区的僧俗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蹂躏。 乾隆皇帝接到报告后，于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冬，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骁勇内侍郎巴图尔超勇公海兰察、四川总督惠龄等带领汉、蒙、满等族的军队入藏作战。廓尔喀战争期间，达擦济咙活佛积极协助福康安、八世达赖等军政领袖共同对敌。这期间他作了许多有益于汉藏民族团结的事情，特别是在配合清政府反击廓尔喀入侵的事件中很得清政府常识，战后乾隆皇帝专旨将红帽喇嘛的羊八井寺转送达擦济咙活佛，寺众也一并改宗格鲁派。 第三，协助清朝中央政府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廓尔喀战争后，乾隆帝指示福康安等人“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乾隆五十八年（1793），福康安等正式行文将《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抄送达赖喇嘛和济咙呼图克图，函称：“近日，我大将军等会奏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奏报圣聪之底稿，已渐次抄送，有如册中译载。恐日久遗失，致碍于事，故今再次咨会。俾达赖喇嘛并济咙呼图克图即据章程之意，宣谕所有噶布伦、代本、宗、奚等永远遵行。如仍有轻慢悖逆者，定严惩不贷。专此奉达。并送上新订章程二十九条。” 除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金瓶掣签政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里还有一条专门提到了达擦济咙活佛：（十八）堪布应选学问渊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其人选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济咙呼图克图等协商决定，并发给加盖以上3人印章的执照。 第四，建功德林寺和关羽庙、乾隆皇帝肖像，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央集权。1792年廓尔喀战争结束，为表彰摄政达擦济咙活佛的贡献，由福康安捐700两白银，海兰察等官员也纷纷捐资，建造了拉萨磨盘山顶的文殊佛殿、山腰的关帝庙和山坡下的寺院。寺院建成后皇帝钦敕“卫藏永安寺”，藏名“功德林”，意为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卫藏永安（功德）。颁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匾额。乾隆皇帝赞赏达擦济咙活佛：“自派赴藏协理事务以来，迄今二十余载，一切事务俱能尽心办理，唐古特番众敬服安贴”。 第五，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达擦活佛奉旨代理摄政，主持寻访九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十八日，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1805年，“皇帝法王授权贡布（洛桑益西丹贝贡布）为达赖代表，摄理政教事务，颁发诏书，特派黄大人赍送。谕旨曰：达赖喇嘛是一切佛教之主宰。现其庄严身于法界示寂，朕甚惋惜。你应依达赖喇嘛在世时的规矩办理，凡事与大臣协商，依法办理。据载，这次，皇帝将由驻藏大臣或理藩院收存的大银印从北京授赐达擦活佛，成为历任西藏代理摄政权力的象征。根据嘉庆皇帝的谕令，达擦济咙活佛等经过四处明察暗访，并多方考察，一致认为西康出生的孩童确系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经七世班禅等的反复恳求下，嘉庆皇帝反复权衡，同意免于金瓶掣签。1810年，第八世达擦济咙活佛圆寂于功德林寺。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八世达擦济咙活佛一生功绩卓著，是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贯彻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宣中央政府指令奉命处理政教事务。他反对外敌入侵，反对民族分裂，积极投身护国行动，继承和发扬了藏传佛教界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为联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充分发挥了政治纽带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他成为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政教顾问，在清中央政府制订治藏政策以及对西藏地方的具体管理措施等方面发挥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他顾全大局，倾心内向，顺利实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特别是他积极协助福康安大将军拟定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使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进入全盛时期。他的一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具有达赖和摄政的古代唐卡极为稀有。而当我们了解到达擦活佛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他前世的唐卡上会有格鲁派最高领袖的手印和盖章就不难理解了。这幅唐卡不仅是一幅具有浓厚汉风古韵的优秀佛教画作，它更是历史的见证者。通过深入研究这幅唐卡，我们对乾隆皇帝“十全武功”收官之作的廓尔喀战争会有更丰富的认识，对《钦定善后章程》的成型有更直观的理解，达擦济咙活佛在这一系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有更清晰的认知。通过研究这幅精彩的画作，一个个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乾隆皇帝、八世达赖喇嘛、八世达擦济咙活佛、乃至嘉勇公福康安、超勇公海兰察等等都或明或暗的呈现其中。所以考察一幅唐卡的宏观历史背景对于完整理解唐卡至关重要，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内和高度上去认识它。如果说唐卡独特的艺术价值令人赏心悦目，那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则是其灵魂所在。特别是记载中华民族意识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重大事件的非凡作品，必定有专属于它的伟大历史定位。而本幅唐卡正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