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明泰昌年造” 本品侈口，深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造型考究，制器有度，典雅秀美。胎骨坚致细腻，釉质厚润自然。内外青花绘就人物山水。足端一圈露胎不施釉，外底双圈青花六字款书“大明泰昌年造”。 “泰昌”为明光宗朱常洛的年号。晚明泰昌至崇祯时期，官窑逐渐衰微。据《天工开物》记载，此时期的青花采用浙料，呈色淡净、雅致。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人物故事图样一改宣德后至正德前那种以云雾幻境、亭台楼阁、戏曲故事为主的画面，而多见抒写士人心情的山水人物图。拍品即为一例。碗外壁绘携琴访友，远山密树，云气缭绕；院庭悠悠，花蝶相应。碗心双圈内，绘高士独立山水间，一派远寂，文气十足。 此件“大明泰昌年造”青花碗，整体画片布局疏朗开阔，青花发色明丽醇雅。由于明光宗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该年号实际使用时间只有四个月，本品是目前已知的完整品存世孤例，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参考：明 泰昌通宝 国家博物馆藏 参考：明 泰昌元年云间王三省款古琴，中贸圣佳2019春拍，lot1384，成交价149.5万。 节选《明代瓷器“泰昌”款真伪考》一文 熊航《大众考古》2022年06月刊 明万历（1573—1620）后期，景德镇御器厂停烧，但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景德镇民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书有“万历”、“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年款的瓷器均有一定的存世量，而“泰昌”年款的瓷器几乎不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瓷器上的“泰昌”年款为后世伪托。近年来，随着考古出土与传世器物的不断出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既往观点 陶瓷学者对瓷器上的“泰昌”年款有过诸多讨论。南京博物院张浦生研究员在《青花瓷器鉴定》一书中认为：“泰昌朝历30天即亡，所见泰昌款器均为后仿。”王启泰先生在《残瓷雅集：明清瓷片鉴赏》一书中认为：“泰昌帝仅在位二十九天，未见有瓷器生产。”《明清民窑瓷器鉴定》一书中写道：“如明光宗在位仅一月，按明代礼仪，他即位之时仍用万历年号，以次年为泰昌年，但他未及次年一命呜呼，一天也未享受到年号，因此绝无此年号器物。”南京博物院霍华研究员也认为：“泰昌年间的瓷器没有帝王年号款外，其余各朝皆落帝王年号款，但明天启、崇祯，清顺治三朝非常少见。”以上诸位学者均认为泰昌帝在位时间太短，不可能有署“泰昌”年款瓷器的存在。 耿宝昌先生对此问题的论述则较为委婉。他在《明清瓷器鉴定》（1993年版）一书中写道:“这时即便有瓷器也不一定就署泰昌年款。所以，凡是在传世瓷器上书写泰昌年款的，都应该考虑是否系假托的伪作。”耿先生强调应重视署“泰昌”款传世瓷器的真伪问题，却没有完全否定“泰昌”年款传世瓷器的存在，也没有否定“泰昌”年款的瓷器将来不会出土。 “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 “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出土于南京城区生活类遗址，现藏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其为青花碗的底部，器物残长约8厘米，正面的纹饰较为抽象，背面则以青花绘制双圈线，并书有“大明泰昌年造”双行六字款识。器身有明显的出土痕迹，正面的青花发色呈灰蓝色，背面的青花发色则为灰褐色，有明显的缩釉点。 “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 该标本出土的地层不明确，无法通过地层学来判断年代。将其与出土、传世的瓷器进行对比分析，可判断其年代为明末。标本内心用青花绘双圈线，主体纹饰虽然抽象，但是景物有远近之分。经对比分析，画的应是明末青花碗上流行的“山水人物图”。在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编著的《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山水卷》中，有类似的纹样出现。山水画大量出现在晚明的青花瓷上，不仅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也适应了市民阶层的审美。 《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山水卷》中的山水人物图瓷片 从青花的呈色来看，标本内心纹饰为灰蓝色，而背面则为灰褐色，青花整体用料不佳，符合明末质量一般的青花瓷呈色特点。同样是一种青料，窑工用“火煅法”对之提纯，上好的青料用于绘制精细的瓷器，其发色蓝艳；而次等的青料则用于绘制面向大众的产品，其发色灰褐，质量不佳。 “大明泰昌年造”款的年代 官窑青花瓷器的纹样一般是依据帝王的喜好而绘制，民窑青花瓷器与官窑青花瓷器不同，其绘画风格不会因帝王年号的更迭而迅速改变，纹样的绘制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将“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的纹样、发色、书款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青花瓷器对比后，发现其特征与晚明青花完全相符，年代定在晚明是无争议的。那么，它是否为泰昌时期生产的呢？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驾崩。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依据惯例，该年依旧称万历四十八年，定于1621年正月改元“泰昌”。因此，1620年八月至九月，朱常洛虽已登基，年号仍称“万历”。但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皇帝朱常洛驾崩，其仅在位29天。 九月，皇太子朱由校即位。新皇帝为尽孝道，经大臣商议后，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定为泰昌元年，第二年则为天启元年。因此，1620年一月至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泰昌帝生前使用的是“万历”年号，并未使用“泰昌”。虽然天启帝下诏，“泰昌”年号的起始时间为八月，但是该年号真正使用时间是从九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正月改元，“泰昌”年号的使用时间约为4个月。有些学者忽视了“泰昌”年号的真正使用时间，既不是没有使用，也不是使用了不足1个月，而是使用了约4个月。 依此推测，1620年的九月至十二月，即天启帝登基而未改元的4个月时间里，在陶瓷上书“泰昌”年款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里讨论的标本就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生产。只是此时书写的虽是“泰昌”年款，但泰昌帝已经驾崩。虽然其与常规的皇帝在世时书写的年款意义有所差别，但其并不属于伪托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泰昌铜钱的铸造上，也有此类现象。当时南京监督铸钱的主事荆之琦进言，认为泰昌帝虽在位不久，但泰昌的年号已经昭告天下，应当补铸“泰昌通宝”，然后再接着铸造“天启通宝”。天启帝在1620年的十一月，便指示工部开铸“泰昌通宝”，用以表示纪念。